一、巴蜀學派的天意史觀與蜀漢興亡的關係
天意史觀淵源長遠，從鄒衍陰陽五行學說的創奠，董仲舒三統說提出，乃至劉氏父子新三五相包說的完成，使解釋曆史政治的發展變得更規律化，也成為檢定正統問題的大原則。隻是，天律的運動是可推知的，天意的探究則邈茫難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3世紀初，學者們遂努力於此，由災異、圖讖、緯學，擴展至於風角、遁甲、望氣、孤虛諸陰陽推步之術，加上王莽、光武諸君鼓勵提倡，遂使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聘穿鑿而爭談之，自是習為“內學”。範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序》，論之甚得其要。這原是究天——究天意所在及究天人之際——學術的發展潮流，神秘主義色彩始終甚濃；而其每況愈下者，殆得視為此種學術的淪降也。
這種天意史觀的分支學術既已漸成時代學術的主流，蔚成大宗，由原本的附會於經術，轉有掩蓋經術之勢，故此時的儒生與方士，實不易界定而明，雖碩學鴻儒亦不能免。統治者利用這種學術以證明其真命，儒生們也樂於利用之以邀取功名，或遂行其“以天製君”的意思。如是者，這種學術隻是政治的工具，難以獨立自主作發展。君主必須要求它置於政治勢力控製之下，而為其服務。政治力量強大時，儒生們將它造成適當的理論，衰弱時，儒生則各自解說，使危亂之世如火上加油。兩漢之興亡，這種學術均曾發揮過作用。部分經師鴻儒，實際上了解這是一種什麽的學術，隻是既染時代風氣，而又有意利用之而已。如譙周之用此以勸進於先主，亦據之以明天命，勸降於後主；司馬氏以此勸進於曹魏，亦據此以篡之，亦此之例。此即趙孟之所貴而趙孟能賤之，蓋君主儒士，多自知此事究為何事，此學術究為何性質也。五六世紀間的文史大師沈約密交權臣蕭衍，屢以天命讖緯勸其篡齊，竟至謂若待新君（齊和帝）穩定後，“君臣分定，無複異心……豈複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及其死前（公元518年），大概潛意識的不安，“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梁武帝知之，“大怒，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請諡曰“文”，梁武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雲。”[1]受禪稱帝如此者實“作賊”，臣下勸之助之猶如“同公作賊”，天意大可上下其手以做利己解釋，此蓋作賊之學術也，君臣俱深知之。難怪南北朝以降，時君既握政權，遂轉而屢禁這類學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