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鑿齒為4世紀東晉中期人，其史學表現亦在4世紀中期始顯著。他出身襄陽鄉豪之家，原非高門世族中人，但卻深染清流名士風氣，頗以談名稱著一時，連苻堅也知其名。其實，習鑿齒的文史玄儒，水平亦頗佳，史謂其“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桓溫即因此而延攬他入幕的。[49]桓溫先後幕僚，人才皆極名士一時之選，《晉書》列傳可考知，即有王珣、謝安、謝玄、王坦之、郤超、範汪（範寧父）、孫盛、袁瓌及其子方平（名史家袁山鬆祖及父，袁宏的從祖和從父）、袁宏、常璩、伏滔、羅含、顧愷之等。他們大都玄儒雙修，而當時最知名的幾位史家——孫盛、習鑿齒、袁宏、常璩，皆在羅致之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四名史家皆先隨桓溫，後則疏遠而反對之，與除郤超、伏滔之外的其他名僚，態度相同。他們身居世變，故常針砭時代風教；他們也厭惡桓溫覬覦非望，故常從行政程序或文字言論製衡反對之。這兩種趨勢的結合，遂造成了這時期的史學特色；其中又以孫盛、鑿齒、袁宏表現最突出，或許與他們曾置身桓溫幕府，備受其禮敬倚重者有關。
欲論鑿齒發揮於史學的正統觀念，則必須先知其世。《晉書》本傳謂“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這是他借史經世的緣起；及至臨終所著《晉承漢統論》，乃是融聚此書之精義作係統發揮和補充者也。然而，桓溫之事在魏晉至唐朝，並非個案孤立無相關之例，晉人在此以前，已對這類權臣專政、覬覦非望的事件加以檢討，鑿齒之借史裁正桓溫，實承此潮流而興起者。從另一角度看，裁正桓溫不必一定從史學入手，以政論清議為之，造成輿論形勢固亦可也，而孫盛、鑿齒和袁宏皆為談論高手，他們不此之圖，則顯示盡管儒學衰退，然史學的功能價值仍受到正麵的肯定也。東晉南朝，玄、史、文、儒四學有逐漸趨向兼修並融之勢，但大體上時人常視經儒之學為落伍，學校係統尋建尋廢，名實俱亡，轉不及北朝的發展；於此經儒之學衰退之時，新興的玄學祖尚虛無，文學則走向純情寫意，兩者皆籠罩於個人主義和自然主義風氣之下，多無留意於團體社會而寄意於經世的大情懷。是則經世致用的責任，終將大部分轉移至史學。這種轉移發展，將在下章討論官修國史時再論之，這裏隻是說明習鑿齒借史發揮的學術潮流背景，並指出其在此潮流中頗有承先啟後的地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