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論習氏觀念之前，與他同時代的其他史家，他們對曆史大問題的論述不可不知，蓋與習氏有所關係也。
習鑿齒與孫盛、孫綽兄弟過從頗密，常相與譏調及談辯名理。孫綽文藻為當時文士之冠，是“談宗”之一，他們不但常談，亦時與其他談宗如劉惔、殷浩等談，桓溫時也參加。但殷浩是朝廷刻意起用以製衡桓溫者，故談士們頗傾向殷浩而疏遠桓溫。[78]對於權力欲旺盛而有野心的政治人物來說，最大的牽製應是來自他處而勢均力敵的權力製衡，然而自353—354年，殷浩因北伐失敗而廢，而桓溫西征平定三輔後，此權力製衡狀態即告消失，謝安等人對桓溫，不過隻能作陽奉陰違的牽製罷了。自此以後，製衡的力量主要來自輿論，尤其是史家所作的史論。但必須了解的是，桓溫的曆史意識甚重，曾聲言“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複遺臭萬載邪”！這是國人首次聲明此意識者。這種曆史意識，當然足以表達桓溫的人格心理，心理學上屬於成就欲的成名意識。不過，桓溫此語其實表示他自我設有限製，此即他先有道德自覺——自覺行為的流芳與遺臭（善與惡），而且知道惡不如善，人生須先行善，萬不得已而為追求永恒的成名，才考慮到行惡。他這種人格心理曾多次表露，為時人所悉。如袁宏文筆向為桓溫器重。宏作《東征賦》列舉南渡諸賢，故意遺漏溫父桓彝，溫甚憤怒，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敢加害，後因郊遊而質問宏，宏以美辭頌彝，溫始泫然而止。是則桓溫強烈的曆史意識，本質上實以珍惜令名，成就不朽的生命為主。[79]4世紀中期諸史家注意王跡之興而批判篡奪政治，實皆有製衡桓溫之意，攻其此特點而使之有所顧忌也。《晉書》卷八十二《習鑿齒列傳》雲：
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滎陽），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湣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武帝）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