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朝君主撰史現象與實錄的創修
前章論及1世紀以還，東漢政府實行國史修撰權中央化政策，導至東觀修史製度的形成，及秦漢一統以降首部官修國史——《漢記》的出現。
大體上說，劉珍是《漢記》的領銜者，但此書在東漢約兩個世紀間，分數梯次完成。盡管劉珍是第一梯次的主持人及實際策劃者，然而在其之前，尚有班固等人入內修中興國史，應為東觀修史的前奏。班固在明、章朝，幾因“私改作國史”肇禍，此國史猶指前漢書而言。然而此僅在官方關注及批準下完成的《漢書》，已備受3世紀後期史官兼經史批評家傅玄的指責，認其書“飾主闕”“抑忠臣”等，斯則於官方領導控製、以集體形式完成的《漢記》，更因切東漢之時忌而益受限製，司馬彪、範曄等人一再評其書不實、“拘於時”，顯然代表世人的公論，而為不斷重修東漢史之主因也。繼起的《（曹）魏書》、吳史，前者有“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之譏，後者有拘係史官，乃至殺史見極之懼。
三、四世紀之間，西晉仍沿國史官修慣例，先後委張華、賈謐等監領其事。然而內有後、戚，外有宗藩，強臣專國柄，五胡窺邦畿，當此之際而為史臣者，其心唯危；加上蔡邕、韋昭兩史禍殷鑒不遠，史官能“直書”者幾稀。其間陳壽《三國誌》號為“實錄”，然於漢魏、魏晉授受之際，魏三祖君臣牽涉晉三祖君臣之事，所隱亦多，或乃至不書。陳壽行“春秋不書”之義，原有害於史文之絕續問題，而世人竟不之怪，反號其書為實錄也者，蓋知壽所不書者，正是最該深思批判處者也。著史者與讀史者竟共鳴合契若茲，則三、四世紀魏、（西）晉之際，世道危微、史心恐懼之情勢，可以知矣。
史實失實，史書不書，誠危害史學根本之最大者。即就功用論角度言，亂君賊臣由是無所懼，經驗借鑒由是無可本，所謂經世致用雲何哉？是以東晉承喪亂隅居之餘，留心經世之學者，痛定思痛，利用史學對時代大加批判，且直溯其致亂之源，冀能發明其事，究其因果，以待來者之取鑒，開撥亂之太平。由於時值儒學衰退，漢儒通經致用之風，寖寖然已為“以史經世”之風所取代。漢儒“以天製君”的思想，亦漸由“以史製君”所落實。漢末以降，天不僅不足以製君，反而成為亂臣賊子禪受之際的護符，是則以史經世、以史製君觀念之所由起與所用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