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4世紀末葉道武帝拓跋珪複興北魏以還，至於7世紀初葉隋末喪亂，北朝一係的史官製度及其修撰情況，劉知幾於《史通·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兩篇，已有綜合而扼要的論述，是以若非值得再商榷探討之問題，此處從略不贅。劉氏《史官建置》概論北魏雲：
元魏初稱製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恒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三史”一作“參史”，下同，未詳）不過一二而已。普泰（531—532年）以來，三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
又《古今正史》論述北魏早期修史情況雲：
按：知幾《古今正史》之言，蓋綜略魏收《魏書》之崔浩及高允二列傳而成，論其概略則無誤，但有若幹關鍵處則忽略之。至於《史官建置》之言，由於魏收撰《官氏誌》，所本者為孝文之《太和令》，對孝文以前史官語焉未詳，故知幾亦略推之而不甚了了也。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嗣、世祖太武帝燾以降至高祖孝文帝宏，本紀多記其好尚漢儒經史之學，而據崔玄伯、崔浩父子、鄧淵、高允、崔光諸列傳，則知此數帝均曾與此數人論學或受其教育者，而此數人正是北方保守漢代經史圖讖之學的典型人物也。北魏一代學風製度，實奠始於此數位君臣的學識，尤以崔玄伯最為關鍵。
《史官建置篇》曾概述五胡政權史官，謂除少數外，“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此即餘前文謂五胡多奉漢魏製度，以秘書著作為史官之意。拓跋珪崛起代北，396年平並州，初拓中原，始建台省百官，大量起用文人，而留心慰藉士大夫。398年改定國號稱“魏”，遷都平城，始正式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製，立爵品，而令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裁之。玄伯尋奏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是宣布元魏欲越曹魏而上承炎漢之統，其政治取向可知矣。故於400年，道武帝下詔為漢高祖劉邦之由布衣得統辯護，聲言“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遂由推明炎漢而以自況，警告狂狡迷命、逐鹿從亂之徒。[40]當此之時，製度初定，不如孝文帝以後般律令嚴整完備。道武帝對設官分職、格遵律令猶未適應，故曾下詔申論“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雖三公台司，“在人主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大有輕視魏晉刑名論循名責實之理的意思。[41]此與三十七年後，其孫太武帝拓跋燾明詔劃分君主、公卿、宰民之官間的權分，聲言“各修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為治。越職侵局，有紊綱紀；上無定令，民知何從”的律令法治精神，顯已大大不同。[42]是則魏初有史臣而無常職，自非意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