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紀20年代，鮮卑六鎮反，北朝世局自此動**。六鎮反叛之意義，具有胡、漢種族問題及漢化、反漢化問題的內涵，陳寅恪先生言之已審，不贅。反叛過程中，爾朱榮、元天穆集團首先取得了朝政專製權，30年代以後則為高歡集團繼起。他雖然起用北魏原有的漢人官員，或置之宰輔大臣，但也常因他們輕視文化較低的胡人及主張排胡用漢，故常殺之而不悔，高德政、杜弼即為顯例。[62]
叛亂集團既敢叛亂，當然不會將政治或法律上的懲罰放在心中。他們無法無天之餘，似乎僅對曆史記載頗為不放心而已，殆即孝文提倡“以史製君”，於此時由隱而顯，自漢及胡，漸見效果。
最初，他們對北魏史官捶毆淩辱，如元天穆欲捶撻“大才士”修注官溫子升，魏收則被高歡嫌疑捶楚，[63]此殆為對國史及史官之敵視也。然而注修、修史二權，俱在漢人史官之手，淩辱捶撻，不能阻其書事記言。於是山偉、綦儁等代北胡，遂主張“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由是將修史權由漢人手中沒收過來。高歡以山偉為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注，尋又命其以本官複領著作。山偉與綦儁主持大籍，起用粗涉文史之代人如劉仁之、宇文忠之等，實際進行撰述工作，此誠種族、文化之相互歧視意識，以及害怕“以史製君”的恐懼意識，三者之間混淆交熾的反應也。其結果造成《魏書》所雲：
二十許載，時事**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64]
這種情勢，在高氏專政局麵稍定後，始有改變。此改變最先之原因，當為親附高氏的漢人，在成為心腹，取得信任後，頗以史學以及其功用論啟示高氏父子。茲以魏收事情為例。司馬子如乃高歡權寵之一，魏收因其推薦及美言，始漸為高歡所優禮。收投靠高歡，據李百藥《北齊書》本傳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