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不可亡意識與完美主義的史學意義
大體而言，自西漢至唐初此八個世紀間，史學發展約略可劃分為兩大階段。前麵論及的新史學運動（公元前2世紀後半期至3世紀）是第一階段，此下至7世紀中期為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期間，“正史”此一觀念猶未明朗，但自班固以降，“國史”的概念已明顯。由史不可亡論進展至“一代大典”的國史觀念，不但隨著完美主義而展開，抑且提升為國家級的撰著工作，從而奠定了官修製度。這時期，紀傳體新史學成為史學“正法”，獨擅史學製作之場，與“國史”觀念皆為促成此下“正史”形成的原因。雖然史學各類著述已日漸興起，但未至鼎盛。史學能夠脫離經學的附庸，則已日見端倪，此與史學本身的獨特性質和功能有關，也與國家級力量介入和重視有關。這些性質和功能，包括了史不可亡論、及時修撰論、完美主義、實錄主義、定論主義、功用主義等表現。亦即曆史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因其真實故有價值，因其真實故能產生功用；能及時和完美的修撰，則其價值功能將愈大。這些認識的日明，就是上述各種表現形成的基礎；上述表現愈明，則盡管經學權威仍盛，而史部亦將會脫離而析出之，且不會隨其衰落而衰退，反會因世道的衰亂及經學之衰退，日益顯出其重要性和獨立性。
第二階段承前發展，第二章所論司馬遷的觀念意識，尤其經、史差異論的觀念已大明，因而上述各種表現日趨成熟，官方介入程度和民間私撰的風氣大盛。由於風氣盛，著作多，故蔚成學術大宗。石勒的羯族政權初創於319年，即在建社稷百官之同時，創立了經學、律學、史學三種學術的官司結構，《晉書》卷一〇五《石勒列傳下》對此有明述。這時，南方的東晉正考慮重建史官諸問題，複經長期的時代大批判，多假史學進行之，則史學的獨立自主價值和功能，至5世紀可說完全得到了確認，故宋文帝終在438年（元嘉十五年），繼石勒之後，由官方正式頒創玄、史、儒、文四學。複因正統之爭，正統主義在史著的內在表現及外部分類兩方麵愈來愈明顯。史部此時範圍日廣，種類多而又數量多，遂由此產生“正”的觀念，且日益明顯化，終至由最重要的史部著作範疇——國史——取得了“正史”的“正統”地位。自宋武帝劉裕篡晉，尋即詔令王韶之掌修（宋）史；建國約六年（公元426年，元嘉三年）之後，宋文帝劉義隆又詔大文豪謝靈運修撰前朝（晉）國史。嚴格說，官方修本朝國史乃東漢以降慣例，修前朝國史乃宋文帝所首創，自後遂亦成為中國之慣例，此與上述第一階段之史不可亡論、及時修撰論、完美主義、定論主義等觀念意識，乃至當時熾盛的正統主義，皆有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