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上述，究總體全程的通史難，而究總體階段性全程的斷代史易。班氏史學原本為追求新史學之更完美而產生，故班固撰《漢書》，初意未必為了避難就易，但其所改創，遂成慣例，形成部分史家所謂難易的認識。事實上，國史修撰亦非易事，必須有一套製度，推動國史全部程序諸工作，始克較易為功；何況國史事關國家實跡聲譽及政教意識，官方更非介入推動不可。國家推動國史工作，約略可分為前序（修起居注、行狀、諸司故事等）、中介（修實錄）及終程（修國史）三種性質階段，三者皆因史不可亡意識及完美主義而落實。執行此工作而產生的機關製度，其後多為了達致史不可亡及完美主義之目的而存在也。
前序及中介的工作，略偏重於常修不闕，藏往待後，屬“記注”性質；終程性工作則偏重於裁斷熔鑄，屬“撰述”性質。18世紀的章學誠對此曾有詳論，於其《文史通義·書教篇》暢述“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之旨。並指出撰述必資於記注始克有為；記注不良，將會造成史學之亡。[23]在章氏看來，記注隻是“比次之書”，有“備稽檢而供采擇”之用而已，“初無奇也”，是以提出了他的“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之名言。[24]尋其原本之意，蓋為針砭清儒流行的考據學而發，但用心過切，遂有矯枉過正之虞，此則可就兩個角度觀察之：
第一，就記注何以形成及有何意義與價值的角度看，記注顯然是基於史不可亡意識形成，故必須及時修撰；同時，它也是針對曆史是過去真實發生過的本質而來，使“逝者如斯”，不可虛構或重演的人事，及時得以保存下來的最佳方式（現代攝影錄音的傳真方式或者更佳）。是則不但“記注無成法”會影響史學之亡，抑且無記注則影響更大。吳均無法見到記注，其《齊春秋》即有不實之譏；李彪因免職而不能參考記注，遂不敢私家修國史，乞求以白衣參修。因此記注不但關係國史之是否亡，而且也關係國史之“撰述”能否完美，豈得以“初無奇也”概言之？漢魏以降，史官失職，博達之士“湣其廢絕”，遂群起修史“以備遺亡”，就此精神意識而言，固是中國史學之大奇。晉宋以降，此類史籍日盛，致使史學獨立成宗，此則又為中國史學史之大奇也。盡管記注隻是簡略排比之書，盡管其非史策之正，於史學“撰述”之全部程序而言，仍應是史學的一種，是基礎性的史學，應可無疑。史不可亡意識不但落實於此，史學的完美主義亦且於此有厚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