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實證定論的新史學所以確立，是曆經長期發展，許多一流史家作觀念鼓吹或以實際作品印證之下，所發揚的結果。其間不無旁流出現，對實證定論產生反作用者，如政治幹預與禍患意識、好奇風氣與神秘主義、權威崇拜與文獻崇拜等。此三大類的現象，表麵與實證主義及定論主義無關，而事實上其間皆有互為相關的複雜關係。
在此不欲詳述其發展之全貌，第先欲指出好奇、神秘之風，自先秦已盛，魏晉以降再熾。秦皇、漢武求長生而好神仙，乃是此潮流之顯例，劉向承新史學而撰《列仙傳》，即下開此類史學之先河。漢末社會政教之大崩潰，乃至人生的幻滅，是此風再熾的原因。例如，曹丕、曹植兄弟，以帝王及文人領袖之尊，也曾試驗仙道神奇之風效，本實驗主義而提出不可信之結論，然而終因社會、人生之黯淡無出路，仍高詠遊仙虛幻之作也。[45]此風在漢魏之際，原因大、小我人生之破滅而興盛，承此巨浪而繼起者，或仍識此意，或已舍原意而沉信於神秘主義，從好奇出發而欲有所根究。皇甫謐、張華、葛洪諸人，似即承曹氏兄弟等的文風，將之轉向至史學範疇的名家；事實上，曹丕撰述《列異傳》三卷，應即下開魏晉此派史學潮流的“近代”著作。[46]而幹寶《搜神記》出，顯然將此派史學推至高峰。
原夫曆來史家，對於神秘不可知層次之事，頗在有意無意之間不敢輕言其必不可信，蓋此層次乃實證史學所難以施及的層次也。如盛稱《史記》為“實錄”的揚雄，曾於其名著《法言》中，謂“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雲”。又答有無仙者之問，謂此“非人之所及也”“無以為也”。[47]不能施及則不能輕言其必無，史家將之收錄以備一說，或專立體例如災異、五行諸誌以作收集研究，或待後來學者，此仍不失為實錄精神之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