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正統觀念影響於國史解釋和構思既明，則另外進而有可論者，即因正統立場所引起的實際筆法，及對敵逆地位構置諸問題。陳壽以前，史家行文一本各從其實之旨，對政權之敵逆者鮮有以特別鮮明的筆法進行批判，有之者亦不過略見於卷末的評論而已。東晉以降，正統立場的秉持及認同，遂改變了史家此固有之風，尤以國史修撰為甚。前引《魏書·序紀》所用的名詞和敘述方式，誰是自署私署，誰是自立僭立，誰是凶奸叛逆，乃以本朝正統的立場為主，而頗有湣沒事實是非之趨勢。各政權自修國史，以如此筆法貶抑敵逆，充斥於諸正史，顯見政治情緒之高漲也。在此行文構意之間，尚可作細分而論者，此即對敵和對逆給予的筆法與位置，有所不同，影響所及，成為中國史學的結構特色者。
首先，欲論對敵。所謂“敵”者，含意有二：一指“敵對”政權，一指“平等匹敵”政權。此二義俱可施於中國內部或外部的權力結構也。對內如南、北朝之例，兩者長相“敵對”，但有一段時間互相修好，表麵上頗有“平等”相待之意。對外如漢與匈奴的關係，由敵對平等，乃至複敵對，以至一方屈屬稱臣為止。討論此類問題與史學的關係，略欲循由外而內的逆方向為之，蓋此與古人的天下觀（或寬言之為世界觀）有關。
作者無意逸出本書斷限，過甚地窮溯古人的天下觀，隻欲據《公羊》《穀梁》二傳說明一個觀念的存在：此即春秋以至漢代，中國人普遍認為中國居天下之中，在這裏發展的中國人及其文化，乃是天下最優越而根本的，為天下變動的中心所在。這種覺識導致了優先意識的形成，亦即所謂內諸夏而外四夷、先中國而後夷狄的觀念也。這是基於內外、先後、本末的覺識上發揮而成的，原本就是一種曆史意義。及至鄒衍提出大、小九州島說，使中國人的天下觀得以擴大為世界觀，但其說有將人類世界視為地理單位，而忽略人文曆史意識之傾向。[27]姑無論鄒說如何，赤縣神州即是“中國”，其內即禹貢九州島，亦即天下所先所本之所在，此蓋當時一般人的觀念。漢人對中國以外諸人種文化，甚少有窮源溯本的全麵興趣，有之則僅止於約略的、零碎的談論或記述而已，此蓋內諸夏、先中國的觀念意識所以造成也。新史學的鼻祖司馬遷，是首創外國研撰的人，也是首位對外國作係統性探究，而將之列於中國史內，使國史更具天下化或世界化的史家。盡管如此，但《史記》隻收入了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等數地區諸國而已。這些國家涵蓋了中國的四邊，是否即意謂當時中國人對外國的認識僅止於此？恐怕未必，蓋司馬遷或許另有構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