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一名，大約在6世紀中期形成，梁元帝蕭繹正式提倡讀經及“正史”。但史著之為正，殆遲至7世紀初期，始於史部學術分類上奠定，唐初史臣修《五代史誌》，即將紀傳體國史正名為“正史”。
“正史”的內涵，若就充分條件看，它必然是“國史”，而且是正統王朝正式的國史；而此正統王朝的國史，尚且必須根據“正體”“正法”以完成者。《五代史誌·經籍誌》，即執此以作分類的標準。需要注意的是，唐初史臣認定的“正體”“正法”，厥指紀傳體及其結構方法而言，因而“正史”之類，遂專屬於正統王朝的紀傳體國史。雖然明知編年體國史實為“古史記之正法”，猶不得將之歸屬及正名為“正史”，而別為“古史”類。
《五代史誌》“正史”及“古史”兩類著作，頗有為例不純者。[44]要之，相對於“正史”之正式國史此一標準而言，不符於此者則別為“雜史”；相對於“正史”之正統王朝而言，則另有“霸史”；相對於“正史”之“正體”而言，遂有“古史”之分矣。這種分類法是承受魏晉以降的學術分類學，逐漸轉化創造而成的，大體即為後代正史諸藝文、經籍誌所本。然而，至七、八世紀間，劉知幾不滿意於此，另外提出正史、雜史與二體諸主張。其最突出之處，是將史著範圍收縮至人事，而將職官、儀注之類劃出；進而在此範圍中將史分為正、雜二類，以正為主，以雜為輔，而以二體部勒其正也。
本書前麵章節已論及魏晉以降“正史”的成立，兼及其內涵意義。於此，試就體裁論的角度，對正史問題作另一觀察而已。
《史通·六家篇》論正史淵源流別，析為六分以論述。子玄“一家之言”，故暫勿論之。要之，據卜辭及殷、周彝銘觀察，古人編年時、記月日以述事，為常見之事。殆三代史官，即以此為記錄原型；[45]於東周以降，蔚成國史常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