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世紀間完成的《文心雕龍·史傳篇》，實為中國史學史及史學批評雛形之作。劉勰論述史學緣起、體裁、結構、方法，兼評論史著優劣，申言實證論與功用論、史德論等，向下開啟了七、八世紀間劉知幾之史學研究。知幾將劉勰一篇中之諸論題，分析為若幹篇發揮，自易精詳而見功。
按：貫時聯事之記述方式，骨、金文多有之，未必自周公始。然而將各貫時聯事之記述，作一結構較嚴密之編年為書，使成“編年體”，“共和”以前，殆未肇創或流行也。[85]《周官》謂“史掌官書以讚治”，勿論其書成於何時，而史以讚治的性質與功能，揆諸先秦載籍，其言恐不假。餘意“共和”以降，世局多變，聘享盟會交戰頻繁，文化先進之國，乃創用編年體係統地記事，以助讚國事。《春秋》始自魯隱公（平王時代），文尚簡約，編年而記，或即孔子沿用此新興流行之體。
相對於孔子《春秋》所代表之編年體而言，《左氏春秋》則無異進一步創新，而使孔子《春秋》成為編年舊體。劉勰雖仍漢儒謂《左氏》傳經之舊說，但亦已從演進之角度，特別指出《左氏》“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推崇為“記籍之冠冕”。恐此創新之編年體，即為戰國時代先進之國，史官流行之體式。其特色為較舊體更詳於人事，隨著周道衰廢而不再斤斤計較於正名褒貶。蓋應當時之需要，讓人讀之，對天下大事、本國變動、當今形勢更易了解掌握，劉勰所謂“居今識古”是也。這是符合史學性質、目的與對象之發展，劉勰論《左氏》用“創”字，正得其實，此之為創，則相對而言，《史》《漢》之為史學創新，不言可喻。劉勰論二體，實有此發展演進之觀念。
劉知幾論編年體之基本觀點與角度，頗同於劉勰，且更強調《左氏》傳經之旨。大體上，他也認為“《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謂《左氏》詳盡真實，讀之可原始要終，是其優點。[86]然而，知幾論正史六家及雜述十流，似乎為針對其本朝前輩之《五代史誌》史部分類法而來。[87]其分類方式與評述史學淵源，自是一家之言，於此不欲作深入評論。要之，知幾論史學淵源及分類，有值得留意者：其一，劉勰《史傳篇》論述以國史為主，而二體兼論，蓋當時所謂“正史”，及阮孝緒“國史部”，猶是二體並言之時代。然《五代史誌》則已將之二分——即“正史”與“古史”，雖說已聲言古史乃起源於《春秋》，“《春秋》則古史之正法”，但古史廁於正史（紀傳）之後，誠令愛好編年體及欲以此體向紀傳體競爭者所不滿意。知幾自敘其幼年啟蒙書即為《左傳》，《史通》故特撰《申左篇》，則其持論反對《五代史誌》，而必欲回歸於《文心雕龍》，是可想而知者。《古今正史篇》將六家二體一概論述，其故應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