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方為前朝修正史的觀念意識
前麵析論“以史製君”觀念之興起，為三國以降的史壇，帶來了複雜而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的層麵相當廣泛：對民間私家而言，修撰一代國史的數據，已逐漸走上由政府控製壟斷，最後甚至明令禁絕私修的途轍。這種不約而同，各朝代大體先後沿襲的政策性發展，對原本蓬勃發展的私修風氣是一大挫折，尤其對私修當代國史而言更為甚也；相對的，史家在“此路難行”的情況下，頗或轉折於傳記史學（包括誌怪史學）、譜係學、方誌學等範圍，對史學這些領域頗有促進發展之貢獻，而唐、宋以降小說、筆記之大盛，當亦與政府基本上持續此政策有關。
作者又指出，“以史製君”實為經世思想中最尖銳的觀念，統治者除極少數，如北魏孝文帝，願意接受這種製約外，大部分多不願受製於此。這種矛盾的存在，將導致統治者之密切控製修史。此即魏晉以降整個官修體係及措施之諸種改革的重要原因。進而甚者，經世致用精神的發揮，向來以政、教兩層麵為主，隨著經學的衰退而落實於史學，且關係王室聲譽、政治統治及國祚修短甚巨，因而統治者遂一麵加強控製修史的體製措施，一麵亦因勢利導，借史發揮經世之效果，逐漸步上統一史事的解釋權與批判權於官方。
若不妨礙私人或其他方式的研撰，由官方統一價值標準，透過曆史批判以發揮經世致用；或由官方召集人才，研集史料，修輯成較具實用性之史著和史纂，以達致用目的，原則上皆為史學可行之途。但若官方統製過切，必導致“學術為政治服務”極端之危機，對史學之為獨立學術會甚為傷害。漢魏以來，史著失實，史書一再重修的現象早已出現。唐朝官方一再大舉修撰各類曆史，亦極力提倡經世致用精神，加上開國祖宗自始即有難言之隱，不幸繼世又常政潮洶湧，則上述現象不僅未隨新時代的盛世昌明而結束，抑且為之更甚也。唐朝史官始終有秉持及高倡“實錄史學”者，故較之兩宋以降，又為不幸中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