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令狐德棻首議修前代史，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唐高祖下詔修六代史，此時德棻已轉遷秘書丞。德棻奏請重金搜募遺書，蓋為修史之故。[29]德棻負責募理群書，至貞觀三年（629年），始群書“略備”。按：武德七年以前，天下猶未底定，軍國倥傯；九年，玄武門事變。如此軍國政情，加上群書未備，六代史之不能完成，諒可知也。
貞觀三年二月六日，魏徵以秘書監參政，一麵負責募理群書，一麵重開修前代史之局。太宗詔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便推動工作。[30]秘書求書工作，則在魏徵、德棻、虞世南、顏師古等相繼主持下推動，實有助於五代史之撰修，終使在貞觀十年（636年）正月二十日，得以完成奏上；而五代史誌部分，亦得以在顯慶元年（656年）五月四日奏上。前後凡二三十年中，最主要的決定及推動力，蓋來自唐太宗與魏徵、房玄齡、令狐德棻，被動員工作之君相史臣，連《晉書》在內，約在百數，正史之有“禦撰”者，亦以此為唯一之例。
大體貞觀朝開修六代史，與政局漸安，乃至貞觀之治的盛況，與夫人才濟濟、書籍漸備諸因素，皆有密切關係，然而如此大規模持續開修，實以太宗君臣特富曆史觀念及意識最關鍵。《貞觀政要·慎終篇》所載一段君臣談話，有助於對此問題的了解，茲不憚重錄如下（前曾引用部分，今仍錄之，以見思想交流之全況）：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鹹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
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