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提及唐初史官兩大類，皆為宰相在禁內督導監修，以切實收統一思想之效者。於此，不贅事畢即撤的第一類，而以第二類的修注和修史兩個係統為重心，蓋其事關常製性史官及修史製度，並為完全針對國史修撰而建製者也。
關於第二類，劉知幾有言：“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於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實，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97]知幾所言，粗視之，自可比於唐製的第二類係統，即當時草創為修注，後來經始為修史。不過，唐製自太宗采用梁朝修實錄之製，而納入修史係統，則修史係統遂亦有二任務，即修實錄（編年體）及修國史（紀傳體）是也，二者皆由史館任其責。因此，唐製修國史，嚴格而言有兩係統三程序——即由起居院操“當時之簡”以為起居注，史館秉“後來之筆”以成國史；而修國史前，史館先修實錄，則為中介性工作，對國史言是當時之簡，對記注言則為後來之筆。
官修程序分為前序性（記注）、中介性（實錄）和終程性（國史）三階段，創始於梁武帝，而完成於唐太宗。當初，梁武帝蓋恐史官“以史製君”，而增修實錄，以便篡改，劉知幾似未知之。唐製由宰相監督史館修實錄和國史，常有刪略之事發生，淵源在此。不過修注官則不然。此官雖隸屬兩省，由宰相統率，但其修注權則頗能獨立舉職；而且修注官為法定供奉官，密近天子，故能對人君作第一手記錄。論其禁密性，實高於史館與修史官，可說是官修製度的第一禁密係統。若論唐朝官修之禁密化及精神的各種變動，需先由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