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紀中葉是武後預政的開始，也是她酬庸許、李二人為相，二人複對修史及修注大動手腳，奠定以後官修之弊的時期。此下的發展，即根於許、李變動的基礎進行。
總章三年（670年）三月一日改元鹹亨，許敬宗是月以七十九歲高齡，辭宰相監修國史而致仕。同年底，唐高宗頒下《簡擇史官詔》，說：
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貞白，業量該通，讜正有聞，方堪此任。所以承前縱，居史官，必就中簡擇灼然為眾所推者，方令著述。如聞近日以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踈舛，亦恐漏泄史事。自今以後，宜遺史司於史官內，簡擇堪修史人，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令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事！[137]
據詔顯示，許、李“總統史任”之下，史館修史官德學俱有問題，並由此使國史“編緝踈舛”，且有“漏泄史事”之恐。亦即因修史官素質不佳，導致史學本身產生不良效果，而且有危害禁密化的傾向也。高宗已察知此情，而欲簡擇史官；又讀許氏監修的國史，而評為“多非實錄”，遂在三四年以後，複詔劉仁軌等修改，如前述。
史館有法定編製的修撰和直館的建製，在唐朝後半期始形成，此時蓋無。玄宗以前，大體初入館者為直史館，入館久或官高者為兼修國史或修國史，例以他官充職，而由監修宰相總統其事。許、李二人總統史任，不知引用了那些人，且甫居職掌撰述，致成“近日”之弊。[138]高宗對策，是君相加強史官人事管製，且竟至禁止不中選史官，不得聞見所修史籍及未發行的國史，增強其禁密性質。當然，就其詔書文字看是好的改革，——如劉仁軌等引用李仁實是也；但就其壞的一麵看，則君臣易於置修史於絕對指揮之下，開啟了武後以降發展的傾向。以劉仁軌等稍後負責修正敬宗所監修的國史為例：仁軌引用了稱職的李仁實，但仁實必須承仁軌之命修改，而仁軌又必須遵高宗之意修改，且仁實更必須“錄名進內”始獲修撰授權。如此則史官縱“堪修史”，尚能獨立自主否？則知高宗的改革，利弊之間宜大可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