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文學理論學科反思，文化研究逐漸合法化了。但是，在這一合法化的過程中，文化研究也遭遇了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這恐怕是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另一種方式。與文化研究反思文學理論不同，這種反思主要是從文學理論學科的角度反思文化研究，其旨歸是指陳文化研究的局限。綜觀之，它大體是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的。
首先，是外部研究的問題。
在文化研究興起之前，文學理論研究主要談論文學的審美特征，討論文學的語言、文體和敘事技巧、文本風格等，並以鑒別文學的等級為樂，這被視為文學理論的“內部研究”，也契合了人們要避免意識形態幹擾學術研究的正當訴求。因此，內部研究在學人心目中似乎天經地義，幾近成為文學研究的正宗。對此，曠新年曾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予以了精彩的論述：“在80年代初，‘新批評’等西洋理論傳銷進來以後，文學經曆了一個‘除魅’的過程。中國的文學批評於是有了所謂‘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區別，‘內部研究’要比‘外部研究’來得高貴。文學要擺脫意識形態的附庸的地位，返回到所謂‘文學自身’。文學批評要拋棄陳舊過時了的社會學的批評方法，轉向形式的批評。80年代的批評家打著燈籠要去尋找‘文學性’。可是在90年代他們玩了一陣文學或文學性之後，才突然發現文學不見了。尤其是在跳了一陣後現代主義的**之後，文化批評取代了文學批評。”[27]對曠新年的這種描述，如果我們暫不論其意圖，則可以看出他也是以內外之分來區分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而文化批評固然是外部批評。杜書瀛曾以曠新年的這一描述為例，來描述“新時期文論軌跡”的“內轉外突”，並強調說：“文化批評顯然是接近於‘外部研究’傾向的一種批評。”[28]不過，杜書瀛對於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劃分持一種較為中和的判斷：“我們的現代文藝學，既需要所謂‘內部研究’，也需要所謂‘外部研究’，更需要‘內’‘外’結合的研究。以‘外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內部研究’，以‘內部研究’排斥或代替‘外部研究’，都是有害的、片麵的。應該避免各種片麵性。”[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