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文學理論的反思，直接而言是由陶東風《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一文引發的。該文首先指出文學理論的問題：“以各種關於‘文學本質’的元敘事或宏大敘事為特征的、非曆史的本質主義思維方式嚴重地束縛了文藝學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與知識創新能力，使之無法隨著文藝活動的具體時空語境的變化來更新自己。”[4]依陶東風之見，這個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本質主義思維直接引發了兩個後果：一是文學理論無法解釋當下變化了的文學/文化現實，更遑論參與公共領域，這無疑使文學理論陷入合法性危機之中；二是學生對文學理論課程沒有興趣，更不願意參與到文學理論知識再生產之中。
陶東風接著梳理分析了本質主義的內涵及其在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中的表現。他從本體論和認識論兩個角度對本質主義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在本體論上，本質主義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質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質（絕對實在、普遍人性、本真自我等），這個本質不因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知識論上，本質主義設置了以現象/本質為核心的一係列二元對立，堅信絕對的真理，熱衷於建構‘大寫的哲學’（羅蒂）、‘元敘事’或‘宏偉敘事’（利奧塔）以及‘絕對的主體’，認為這個‘主體’隻要掌握了普遍的認識方法，就可以獲得超曆史的普遍有效的知識。”[5]顯然，本質主義是以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認定事物一定有絕對的本質的，這一本質似一實體並現成地存在於本體世界中。本質主義的認知主體往往相信，隻要方法得當，工夫到家，就一定可以清楚地認識事物的這一本質，而一旦認識清楚了，絕對真理、規律、知識就勝利在握了。
這種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文學理論知識生產中的表現則是：它認定文學理論可以生產出關於文學的本質，也就是說關於文學的絕對真理、規律和知識。新時期以來的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教材都或多或少地持這種本質主義思維方式。例如，在有關文學本質問題的看法上，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1983年修訂版）雖然承認，“萬古不變的文學原理是不存在的”，但又認定某一種關於文學的看法是唯物的、正確的，其他看法則是唯心的、錯誤的。雖然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能夠多維度地理解文學，其文學觀念已然較為開放，但是依然表現出明顯的本質主義傾向，認為審美是文學的“內在性質”。文學理論教材的這種本質主義不僅僅在文學本質論中有集中表現，實際上在文學理論教材的所有方麵幾乎都有所呈現。這種本質主義導致文學理論教材呈現出文學知識的跨時空拚湊現象，即把各種也許不相兼容的有關文學的知識在抽空語境之後並置於同一空間內，並且按照一定的邏輯框架予以剪裁。最終，文學理論知識的曆史性與民族性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