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陶東風、南帆與王一川等人的教材文論反思，也有學者提出異議[25]，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麵。一方麵，是針對具體的教材展開的討論。這裏僅考察支宇與陶東風之間的相關爭鳴。另一方麵，是針對反本質主義知識型的教材所做的整體質疑。這裏則以朱國華的討論為考察中心。
支宇首先肯定了陶東風的文論教材反思工作，認為陶東風的教材文學理論乃“新銳的文藝學話語”，並且認為其反思是有啟示意義的。在他看來，反思工作最大的意義在於“從根本上解構了傳統形而上學知識生產的‘本質主義’神話”[26]。陶東風對中國新時期以來的主流文論教材所操持的兩套主導話語，即階級工具論話語、審美自主論進行了有效的質疑，從此以後人們恐怕再也不會想當然地將任何一套文論話語不加反思地視為真理了，這極大地解放了文藝學的知識生產力，使文藝學獲得了活力和創造力。
支宇接著指出陶東風的教材文學理論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陶東風的教材文學理論是反本質主義的，以此反思故有文學理論固然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使其反思存在諸多局限。支宇認為其局限至少有三。
第一，解構有餘而建構不足。支宇認為，由於徹底否定本質，因此陶東風不可能建構一種關於文學本質的言說。在支宇看來，這其實是“虛無的文藝學、癱瘓的文藝學”[27]。
第二，沒有找到“根本問題”。支宇認為，文藝理論教材和知識生產所存在的危機和根本問題，並不是本質主義所致，而是當前的知識生產機製導致當代文藝理論教材和知識生產隻能如此這般地存在。他分析道：“20世紀中國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一直是意識形態進行權力爭奪的重要領域，而意識形態本身就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獨斷論色彩，它以‘真理’權威自居，不斷命令文藝按它所謂的‘真理’眼界來看待現實、反映現實乃至生產現實。這樣，政治意識形態是一切思想文化活動的‘元敘事’。它排斥異己，獨斷專行，任何知識生產都隻能遵循它的話語邏輯和理論立場，它也隻有它自己才是判斷‘是與非’、‘真與假’的唯一標準。”因此，文藝學注定隻能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在審美領域中的理論衍生物”[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