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學理論的知識學討論，尚有其他學人參與。這裏我們再以張法、餘虹等學人的研究為中心予以簡要考察。[82]
首先，張法主要對教材文學理論的“知識學模式”問題展開了反思。[83]他先從學科命名的角度考察了教材文藝學的百年曆史，發現教材文學理論的名稱在民國時期主要是“文學概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是“文藝學”，而改革開放以來則是“文學理論”。這三種名稱的文學理論教材分別以田漢的《文學概論》、以群的《文藝學》和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材》為代表。從田漢的教材中可以看出，那時雖然西方理論占據主體地位，但是最終還是蘇聯模式取代了西方理論。在張法看來，其原因恐怕是蘇式思維有益於推進中國現代性的總體性。蘇聯模式與中國之學突出整體這一點更為契合，而西方之學突出的是分科，與當時中國救亡圖存需要強調整體性的語境不吻合。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受政黨政治實踐的影響，西方理論在文藝學中消失了，中國文藝學曾經被蘇聯模式“全麵占領”。雖然大學生編教材的“青春性實驗”以及中蘇關係惡化，使得中國文藝學與蘇聯模式有所區別，但是事實上多少還是受蘇聯模式影響的，並形成了“共和國模式”。張法將這種模式總結為三個方麵的“遺產”：“一是文藝學的學科命名；二是統編教材的四大結構；三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符號。”[84]在張法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的教材文學理論雖然試圖“與時俱進”，但最終還是與“共和國模式”有“結構上和核心上的繼承”，並因此出現了“用各種最新內容來填充原有結構時所呈現出來的矛盾性”[85]。
其次，張法對21世紀以來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王一川的《文學理論》和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這三部文學理論教材進行了反思。在他看來，這三部文學理論教材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學科本位意識得到更大的突出”[86]。這三部教材分別從三個方向對既有文學理論進行超越。南帆主編的教材以世界學術標準來定位自己的理論，王一川所著教材以文學本體邏輯來建構自己的理論，陶東風主編的教材則以曆史多樣性為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