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文學理論學科發展置於三十年時段中予以考察，與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有關。[2]這也說明文學理論學科曆史不可能回避社會曆史的變遷。不少學人在書寫文學理論學科曆史的同時，甚至強調文藝學學科發展的經驗與社會政治曆史的關聯，比如曾繁仁。
曾繁仁曾以“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新時期文論發展與有中國特色文學理論體係建構研究”為課題，主編了《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史論》。該著作非常全麵地對新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古代文論、西方文論、文藝美學、審美教育、文化理論、網絡文藝學、生態美學和生態文藝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各個二級學科領域的知識生產進行了總結回顧，一定意義上起到了反思文藝學學科發展的作用。這裏僅以曾繁仁撰寫的《中國新時期文藝學史論》的導言為依據，考察其學科反思成果。[3]
首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方針對於文藝學學科發展甚為重要。
在確立新時期起點的時候，曾繁仁將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作為標誌年份。在他看來，這次會議所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方針，對文藝學的改革創新起到了重要作用。確立1978年這一起點非常重要，它意味著“進一步明確了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發展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思想指導主線，而今後的發展也仍然需要堅持這樣一條主線。這應該是新時期文藝學發展的最重要經驗之一”[4]。
曾繁仁以對三十年文論發展中的古今中西關係問題的處理為例予以了說明。不可否認，“我國新時期文藝學的發展與其他文化形態一樣，是在古今中西複雜的矛盾與關係中進行的，但主要麵對的中西之間的關係與矛盾問題。古今之間的矛盾與關係盡管在新時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讓位於中西之間的矛盾與關係，並滲透其中”[5]。那麽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西方文論？如何為西方文論尤其是西方現代文論定性？這時候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非常重要了。在新時期的文藝學發展過程中，正是依靠這一思想路線，我們承認西方現代文論在相對意義上有一定的先進性，對於我們有極為重要的參照價值。在評價“西馬”文論時，“還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我們以科學的眼光來看待‘西馬’，肯定了它作為‘左翼激進主義美學’總體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精神與結合新時代特點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發展與補充，從而將‘西馬’的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吸收到我國當代文論建設之中”[6]。這足以見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於文藝學學科發展的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