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而言，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的“終結說”並沒有直接引發文學理論界對本學科的自覺反思，但我們依然可以認為它是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先聲。理由至少有兩點。其一，從研究對象入手對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問題進行思考，這種非常有衝擊力的做法在文學理論界產生了震驚效應，從此以後，有關文學理論合法性危機的焦慮與討論恐怕都與此有關。其二，持文學理論研究對象之終結說者，隱微表達了文學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訴求，這無疑也是此後文藝學學科反思的內在動機。[1]就此而言，我們不可否認文學理論研究對象之“終結說”的確是從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的角度對文學理論學科自身展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