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的文學終結論猶如驚濤之拍岸，激起了文學理論界參與討論文學理論學科合法性的極大聲浪。按理，作為美國學者的米勒對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與中國恐怕沒有直接關聯，但為什麽會有如此大的反響呢？直接來講，恐怕是因為米勒對文學理論的反思過於“殘忍”，因此不能不引發對文學有熱情的人們去否認文學的“終結說”。同時，米勒對文學理論合法性的質疑，又不能不引發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學科建設的中國文論研究者的質疑甚至不解。因為在中國，2000年前後的文學理論似乎進入了黃金期。一如王寧所言，2000年甚至是“文學理論年”[11]，因此米勒之論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中國學人的認同，發生爭鳴也就在所難免。
但另一方麵，經濟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國，又逐漸進入了米勒所言之“電信時代”，人們也越發能夠感受到作為文學理論研究對象之文學在悄悄地發生變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存在於市場語境之下，其處境的確不可與20世紀80年代同日而語。簡而言之，文學越來越市場化、媒介化和圖像化了。然而，麵對變化了的社會、文化與文學，文學理論卻不能很好地與其形成互證互釋的良性關係，甚至出現了闡釋力式微之勢。這不能不引起學界重視。事實上，文學理論界早就有人對文學理論學科進行反思，也出現了從文學理論走向文化研究之勢。換言之，米勒之“文學研究還會存在嗎？”在中國也是一個“問題”，因此，米勒的“終結說”一出，應者雲集成為必然，讚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持中立者也不乏其人。
2001年開始，便有童慶炳、錢中文、李衍柱、彭亞非、杜書瀛、賴大仁、姚文放、金惠敏、盛寧、王寧、王一川、餘虹、王逢振、吳澤泉等學者加入討論中來。[12]此後，亦有以此作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者，相關專著也有出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米勒的“終結說”還引發了諸多有關“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論主題的學術會議。[13]在這些討論會上，中外學人繼續對文學理論展開反思，並就此發表了諸多相關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