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認為因米勒而生的文學“終結說”是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先聲，但實際上針對米勒“終結說”的文章，並沒有非常自覺地對文學理論展開學科反思，更多的是出於辯論的需要。這樣的文學理論知識生產，本身就值得反思。20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文學理論論文是經由會議催生的，而非因個人焦慮時代的文學問題而生。這就導致了做文學理論研究不需要閱讀文學作品，而隻需要參加會議，回應某一時興話題，的確有純粹比文獻閱讀量多少和寫作技巧高下的嫌疑。更要命的是，一些學術刊物傾向於圍繞會議生產的話題發表論文，往往不理睬那些回到文學現場和思索真問題的紮實研究。這樣的文論知識生產機製難道不應該反思嗎？
雖然我們不否認會議話題的出現自有其時代感，但問題是這樣的時代感並不一定是切入我們社會肌理的時代感，並不一定是我們的文學問題。或也因此，為辯論而生產的文論話語往往吊詭。比如，假定我們認為文學不會終結，認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真問題，那我們又何必花費精力去研究它呢？如果這個問題是真問題，那為什麽我們自己不會提出這個問題，卻要等到一個外國學者來提問，然後再去附和，再去研究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為此之故，文學理論學科如何可能？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反思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機製。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學科建設問題納入國家層麵運作，各地都在為不同層級的學科點和研究基地上下奔波。為了這些點和基地的獲批和檢查評估，大家甚至都不能停下來對自身的研究興趣和研究效用等問題做一靜觀，而隻能不停地去製造話題，生產國家所需要的科研成果。[36]文學理論學科的科研成果也毫不例外地是在這樣的語境和機製下生產出來的，是通過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那架“學術生產機器”生產出來的。那架機器使得我們甚至沒有自己的具體問題，而隻有什麽文章好發表就生產什麽文章，什麽課題好申報就申報什麽課題，甚至什麽會議最時尚就召開什麽會議。這難道不值得反思嗎？因此可以說，如果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機製沒有根本的改變，無論文學理論學科再怎樣建設，恐怕都很難生產出有曆史感和現實性，有學理性和闡釋力的文論知識。[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