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所引發的文學“終結說”，一定意義上使得人們開始從研究對象入手對文藝學學科展開反思。兩年後，因“文學泛化”所引發的文藝學學科反思，則成了學術共同體的“知識型”。相比較而言，文學終結如果從“文學消亡”的語義理解，並不是可經驗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泛化”了，人們向來所認為的構成文學內核的審美已然日常生活化了，文學擴散為文學性了。相對而言，這多多少少是文學理論研究者通過經驗所能得到的。[1]
在“文學泛化”麵前，文學理論發生了學科危機，一如趙勇所言：“麵對已經出現和正在出現的各種文學與泛文學現象，文學理論又逐漸喪失了其應有的闡釋能力。”[2]眾多學者為此積極回應，展開反思和討論，試圖找到文學理論的出路。[3]也因此，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的“泛化”與文學理論學科反思的發生有著緊密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