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評注》是從貨幣開始討論的，而貨幣作為交往的中介與異化勞動不同，它不是一個孤立的私有者的單獨行為，而是複數私有者的共同事業，它所反映的是複雜的社會關係。接下來馬克思所討論的其他核心範疇，譬如銀行和信貸、交往（交換）、分工、營利勞動等也都具有這一特點，都是以兩個以上的私有者的社會關係為前提的。與研究對象上的這一變化相對應，《穆勒評注》的研究視角也從《第一手稿》的自我異化轉向了交往異化或者相互異化，而相互異化的實質是社會關係的異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穆勒評注》中馬克思開始采用了一個“社會關係視角”。這一視角的出現絕對是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給馬克思的理論構架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麵它使馬克思擺脫了抽象的主客體式人本主義邏輯，破除了隻從勞動來說明人的本質的局限性，開始從社會關係的角度揭示人的本質；另一方麵，它使馬克思開始從社會關係的角度理解社會和曆史，並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社會概念，正像我們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看到的那樣，從社會關係（生產關係）來解釋人類曆史是唯物史觀的前提。
首先，是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理解發生了變化。在《第一手稿》中，馬克思的分析對象是孤立人的勞動異化，因此他主要是從人與自然的關係或者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角度對人的本質下定義的，譬如著名的“自由的活動”、“自由自覺的活動”、“自由的生命表現”等等，其核心在於如何擺脫自然必然性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對人的限製。而到了《穆勒評注》，由於馬克思此時的工作在於解剖市民社會，因此他更偏重從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角度來定義人的本質，這反映在他提出的兩個有關人的本質的嶄新命題之中：（1）“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存在性”；（2）“總體性存在”（totales We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