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的研究史上，曾出現過一場著名的“早期馬克思論爭”[37]，論爭的雙方就是正在逐漸為我國讀者所熟悉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廣鬆涉和望月清司。這場論爭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它不僅涉及我國學者鮮為關注的有關《穆勒評注》的評價以及重構馬克思的異化論等一係列難題，而且其結果還導致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突破了傳統的異化論解釋框架，完成了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廣鬆涉和望月清司的這場“早期馬克思論爭”的背景是當時國際上關於《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的進展。當時的文獻學研究已經取得了兩個重要結論：第一，所謂《巴黎手稿》實際上包括《經濟學筆記》（特別是《穆勒評注》）和《手稿》兩個部分，二者在內容上是不可分割的；第二，《巴黎手稿》的寫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評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順序進行的。這兩個結論要求人們：第一，在研究《手稿》時必須要結合《經濟學筆記》，至少要將《穆勒評注》納入《手稿》的體係中來研究；第二，由於《穆勒評注》是馬克思最早的經濟學研究，而《手稿》中的異化概念往往被視為哲學研究，因此將《手稿》和《穆勒評注》結合起來，就意味著要將經濟學研究和哲學研究結合起來。這兩點要求後來成為日本學者研究《手稿》的前提。森田桐郎曾對此作過這樣一個概括：“那種無視《穆勒評注》的《經濟學哲學手稿》研究是不合理的，特別是那種單獨將《經濟學哲學》第一手稿中的‘異化勞動’與其他部分割裂開來的做法會導致曲解和歪曲馬克思的異化論。”[38]
由於這一《手稿》研究範式的轉變，以往不受重視的《穆勒評注》的文獻價值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凸顯出來，從而使日本的《手稿》研究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革，營造出了一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獨特的《手稿》研究的新局麵。新局麵的出現必然會帶來對《手稿》的新解釋，望月清司的“市民社會論”就具有這樣的性質，這也決定了它必然要與日本當時已有的早期馬克思研究、特別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廣鬆涉的異化論解釋發生衝突。下麵，我們將圍繞著對《巴黎手稿》異化論的評價問題，對廣鬆涉與望月清司之間的分歧作一個介紹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