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想結合我國《手稿》研究的現狀，對本章作一個簡要的總結：
盡管廣鬆涉和望月清司並沒有達成共識，廣鬆涉甚至還留有蘇聯哲學體係或者阿爾都塞框架的遺跡，但是他們的討論畢竟使異化論拓展到了一個包括交往異化、物象化和市民社會在內的更為廣闊的領域。特別是望月清司，他成功地將交往異化引入到異化論當中，突破了以往隻在異化勞動理論和哲學領域轉圈子的局限，開辟了一條重新評價異化論以及重構異化論的道路。經過這場“早期馬克思論爭”，日本的《手稿》研究已經走向了哲學和經濟學、經濟學和曆史學結合的道路，其《手稿》的研究水平也大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20世紀60年代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還處於蘇聯“暗灰”統治下的年代，廣鬆涉和望月清司的“早期馬克思論爭”堪稱是一場“啟蒙”運動。
反觀我國，我們的《手稿》研究似乎還未能突破“異化勞動和人本主義的《手稿》”這一框架，從整體上看還停留在蘇聯哲學體係或者阿爾都塞框架的水平上，對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評價偏低。究其原因，除了一些舊的意識形態的遺跡以外，主要還跟我國對《巴黎手稿》的文獻學和《穆勒評注》的研究不足有關。當然，觀點不同，對事實的評價也會不同。在我看來，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界還沒有真正地吸收《巴黎手稿》的文獻學成果，未能確立起《巴黎手稿》的概念。我國的大多數《手稿》研究都局限在《手稿》的那三份手稿上，很少有將《手稿》與《經濟學筆記》結合起來的，更不用說按照《巴黎手稿》文獻學考證出來的順序進行解讀了；在研究方法上，我們還很難將經濟學和哲學結合起來，對《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概念給予特殊的關注。雖然也有人討論交往異化，但總不能將它提升到“範式轉換”這樣的高度，相反，卻將《穆勒評注》降低到赫斯的《論貨幣的本質》的水平；雖然有人對異化論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但對異化論的下一個理論形態（“物象化論”和“市民社會論”）卻作不出理論說明，隻是像阿爾都塞或者蘇聯哲學體係那樣，用“科學”或者“唯物史觀”草草了事，更不要說對異化論進行重構，通過異化論來對馬克思作出新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