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提到，馬克思稱“共產主義是私人所有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它是“向社會的（gesellschaftlich）即合乎人性的人的（menschlich）複歸”。“社會”顯然被馬克思視為克服了人的異化即私人所有以後的理想狀態，即人已經重新領有了自己本質的共產主義狀態。因此，如何定義“社會”也就等於定義共產主義本身。
“社會”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在對私人所有積極揚棄的基礎上產生的。早期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和德國的共產主義者都認識到了私有製的罪惡，將徹底地否定私有製當作共產主義的根本目標。這本身並不為錯。但是，在譴責私有製的同時，他們也都表現出對私有製輕視的傾向，忽視了私有製對於建立共產主義的意義。因此，他們的共產主義都具有某種烏托邦色彩，後來被馬克思批判為“空想”社會主義。與此相反，馬克思在批判私人所有的非人性的同時，還將私人所有的運動看成是共產主義誕生的前提，或者說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私人所有的運動——生產和消費——是迄今為止全部生產的運動的感性展現，就是說，是人的實現或人的現實。”[35]共產主義固然是對私人所有的否定，但這是在承認私人所有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的辯證否定，是“對私人所有的積極的揚棄，作為對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對一切異化的積極的揚棄”[36]。這種對私人所有的態度頗似成熟時期《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資本的文明化作用”認識，即共產主義是在肯定資本的積極作用的基礎上對未來的展望。作為未來理想的“社會”是必須建立在私人所有運動的基礎上的。
這一“社會”認識還與馬克思在《穆勒評注》中獲得的市民社會概念有關。我們知道，《穆勒評注》的主題是分析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與共同體不同，它是必須借助於中介即私人所有才能夠形成的有機整體。在這樣的市民社會中，人的需要的滿足和享受必須借助於他人或者社會才能實現，故人的勞動和享受成為了一種間接的關係。即，自己的勞動成果不是用於自己的享受，是為了滿足他人或者社會的需要，而自己的需要要由他人或者社會的勞動來滿足。同時，也正因為必須借助於中介和間接關係，人們之間必須結成相互補充、相互交換的社會關係。故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私有者的社會聯係或社會關係”[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