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馬克思是如何闡述“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差異的呢？要弄清楚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分析一下馬克思討論這一問題的基本框架，即關於近代社會和人的二元論認識。
“完成了的政治國家，按其本質來說，是人的同自己物質生活相對立的類生活。這種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繼續存在於國家範圍以外，存在於市民社會之中，然而是作為市民社會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國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politisches Gemeinwesen）中的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作共同存在物（Gemeinwesen）；後一種是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低為工具，並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國家對市民社會的關係，正像天國對塵世的關係一樣，也是唯靈論的。”[7]也就是說，近代社會是分裂的，存在著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與此相對應，近代人也是分裂的，過著天國和塵世的雙重生活，存在著“市民”（bourgeois）和“公民”（citoyen）這一雙重身份的對立。
有了這一框架，馬克思就可以很好地解釋“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差異了。鮑威爾的“政治解放”雖然把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把宗教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宗教將從國家下降到市民社會當中，成為實實在在的市民社會的精神。“人把宗教從公法領域驅逐到私法領域中去，這樣人就在政治上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宗教不再是國家的精神；因為在國家中，人……是作為類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動的；宗教成了市民社會的、利己主義領域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精神。”[8]與這一過程相反，市民社會中的人會將自己的共同體本質、政治本質外化給國家，政治精神會從市民社會向國家轉移。這樣一來，人就失去了曾經的“公民”（citoyen）身份，變成了自私自利的“市民”（bourgeois）。因此，馬克思所謂的“政治解放”實際上呈現出“國家到市民社會”和“市民社會到國家”這樣一個雙向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宗教和政治分別離開了自己本來的載體，互換了位置：宗教來到了世間；而政治則上升至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