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在同時寫成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情況又如何呢？如果說在《論猶太人問題（二）》中馬克思所尋找的是經濟普遍性的話，那麽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所尋找的是政治普遍性。就這一點而言，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獲得了成功。
與《論猶太人問題》不同，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首先概括了當時德國所麵臨的思想狀況，指出宗教批判已經完成，目前需要將理論任務從宗教批判轉移到對政治現實的批判上來。因為，在當時的德國，各邦政府是“把現代政治領域”的“文明缺陷同舊製度的野蠻缺陷”結合在一起的怪物。[23]在這種國家中，德國人不僅是宗教的奴隸，同時還是國家的奴隸，因此，德國人的解放首先就是推翻封建專製國家，去實現“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一個學說”，“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24] 。
這其實也就是馬克思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給自己提出的克服人的政治異化的任務。由於此時馬克思思考框架的變化，馬克思開始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市民社會，具體說來，就是交給了其中的“無產階級”。馬克思以問答的方式寫道：“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到底在哪裏呢？答：就在於形成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一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最後，在於形成一個若不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從而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領域，總之，形成這樣一個領域，它表明人的完全喪失，並因而隻有通過人的完全回複才能回複自己本身。社會解體的這個結果，就是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等級。”[25]
在這裏，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特征的界定。無產階級雖然誕生於市民社會，但卻因沒有私人所有而失去了市民社會成員的資格，被排斥在市民社會之外，因此他們才是最有可能徹底否定市民社會的力量；同時，由於沒有私人所有，他們也就不會有特殊的利益，從而具備了革命所需的普遍性。從無產階級的這些特點來看，他們的確能夠承擔起普遍的“人的解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