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成熟時期的曆史唯物主義為標準，《德法年鑒》中的“人的解放”理論顯然還比較稚嫩，因為它隻是在抽象的意義上主張要將“公民”和“個人”結合起來，還沒有達到後來的那一成熟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自由人的聯合體”。但是，在這一“人的解放”理論中，卻意外地包含著馬克思從早期到成熟時期的思想轉變，即從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二元框架到市民社會的一元框架。這一框架轉變，同時也意味著曾在馬克思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國家”一極的消失。在本章的最後，我想對這一“國家”的消失問題再作一些說明。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黑格爾國家哲學的擁護者，遵循了黑格爾關於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分框架，並認為國家高於市民社會。但此時的他已經意識到了“國家本身的抽象問題”。近代以前，由於市民社會與國家是統一的，人們的私人生活可歸結為政治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本身是實體，相反，與政治生活相分離的私人生活是抽象，不具有本質的意義；但是，到了近代，以經濟社會和私人生活為特征的市民社會逐漸與國家分離開來，並開始取代國家的地位，成為實體，而國家卻成為抽象。在這個意義上，近代並不是市民社會從國家中分離出來，而是國家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來。馬克思說道：“國家本身的抽象隻是現代才有，因為私人生活的抽象也隻是現代才有。政治國家的抽象是現代的產物。”[26]這一認識是馬克思將重心轉移到市民社會的開始。
到了《德法年鑒》，馬克思的這一認識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正像本章所分析的，在《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改變了隻有國家才有普遍性的信念，開始在市民社會中尋找普遍性，從而讓國家失去了作為普遍性領域的意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找到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作為市民社會中的一個普遍等級，它擁有了過去隻有在國家中才有的普遍性。這樣一來，過去那種特殊性＝市民社會、普遍性＝國家的分類失去了其意義，以市民社會這種既包含特殊性又包含普遍性的一元結構取代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結構”，其結果將是“國家”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