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法年鑒》中，馬克思在沒有徹底達到黑格爾和斯密的水平的情況下，就否定了黑格爾依靠國家來解決市民社會矛盾的路徑，拋棄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二元框架，走向了靠市民社會來解決市民社會矛盾的道路。從結果上看，馬克思顯得有些性急，在理論上還有許多不成熟，但這畢竟標誌著馬克思從國家到市民社會轉變的完成。
從整體上看，正如日本學者城塚登所言，在整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馬克思“主要是在與國家的關係上，即從法哲學角度考察的市民社會”，還不是“從經濟學角度考察的市民社會”[29]。而後者，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研究。而且由於缺乏國民經濟學的知識，他對市民社會的理解還是消極的，其結果對“人的解放”的描述還隻能停留在“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其心髒是無產階級”的水平上。這與他後來曾在批判蒲魯東時所表明的立場，即對市民社會的問題“不能用咒罵來回答，而隻能通過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來回答”[30]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在結束《德法年鑒》的工作以後，馬克思終於意識到了“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 [31]，由此而進入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研究。1843年10月，馬克思告別了哲學王國德國，而去了法國。從巴黎時期開始，他開始在吸收國民經濟學成果的基礎上對市民社會進行批判，直至終生。關於這一時期馬克思思想的轉變曆程恩格斯曾有過一個精彩的概括：
“馬克思從黑格爾的法哲學出發，得出這樣一種見解：要獲得理解人類曆史發展過程的鎖鑰，不應當到被黑格爾描繪成‘大廈之頂’的國家中去尋找，而應當到黑格爾所那樣蔑視的‘市民社會’中去尋找。但關於市民社會的科學，也就是政治經濟學，而當時要切實地研究這門科學，在德國是不可能的，隻有在英國或法國才有可能。”[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