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兵對赫斯的正式研究最早出現在《回到馬克思》一書中，該書雖然從形式上把赫斯作為青年馬克思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學的支援背景”來敘述，但從內容來看，赫斯的作用絕不僅僅限於“支援背景”，而是在某種意義上直接“參與”了《回到馬克思》的建構。後來，張一兵又為《赫斯精粹》寫了一個“代譯序”。在這篇“代譯序”中，針對目前關於《穆勒評注》的討論以及上述廣鬆涉的論文，對自己的《回到馬克思》中的觀點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
張一兵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就是“基本認同科爾紐的觀點”，“正視赫斯對馬克思的一定學術影響”，既要反對盧卡奇那樣貶低赫斯的作用，又要反對廣鬆涉那樣對赫斯影響的誇大。[51]那麽，究竟是赫斯的什麽著作以及什麽思想影響到了馬克思呢？張一兵認為是《論貨幣的本質》和“經濟異化”的觀點。這裏的“經濟異化”觀點主要是指：赫斯與以往隻從“人的自由活動”的角度來規定人的本質不同，“進一步從社會關係的角度論證了人的類本質的社會實現，即交往（Verkehr）關係”，將“共同協作與交往看作是人的社會本質”，將交往中的“共同活動”看作是生產力，等等。僅從這點來看，張一兵與侯才基本一致，但與侯才不同的是，他認為赫斯這些觀點的背後並非是費爾巴哈，而是英國的國民經濟學。他說道：“人的現實本質是一種物質交往關係，這顯然是赫斯在經濟學研究中開始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一個重要進步。國內學者侯才沒有意識到赫斯更深一層的經濟學背景，仍然將赫斯此處的論說僅僅界定在費爾巴哈的哲學語境中，這顯然是一種誤解。”[52]
張一兵在強調了《論貨幣的本質》背景是國民經濟學而非費爾巴哈之後，又提出了與我直接相關的問題，即《論貨幣的本質》與《穆勒評注》的關係。緊接著上麵那段引文，他寫道：“與費爾巴哈相比，（赫斯）的確有了很重要的進步。但有兩個致命錯誤：一、交往（實際上是商品經濟的現代交換）被置於生產之上，他沒有意識到這種‘交往’是生產的結果。這一交往決定論是在古典經濟學社會唯物主義第二層級上的倒退。我認為，青年馬克思在後來的《穆勒筆記》（《穆勒評注》）中，就直接受到了赫斯這種交往決定論的影響。二、他更無法意識到，這種交往隻是物質生產的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即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生產的特定曆史結果。以費爾巴哈的類哲學去提升經濟學，必然是從同樣抽象了的交往（交換）出發。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義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圖。當然，赫斯在此處觀點的實質（包括他所標舉的生產力、交往的共同活動等規定）在隱性邏輯上是非科學的。但我還要指出，比之於赫斯，此時青年馬克思的思想遠沒有達及這種深度。”[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