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在《論貨幣的本質》中，赫斯已經展示了他的經濟學知識，使用了諸如貨幣、所有、私人所有、交換（交往）、生產力、社會、資本等後來在曆史唯物主義體係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範疇。但是，出現了這一範疇，並不等於在與馬克思同等的意義上使用了這些範疇。對這些範疇使用的科學性取決於國民經濟學的知識，正是在這一點上，相對於《巴黎手稿》中的馬克思而言，赫斯對國民經濟學的理解還停留在表麵，明顯缺少對斯密、李嘉圖、穆勒等人經濟學的分析。正是因為如此，幾乎在同一時期寫成的兩個作品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上出現了重大的差異：赫斯的《論貨幣的本質》訴諸了道德、愛等人的內在世界因素，對資本主義進行了道德批判；而馬克思的《巴黎手稿》則批判性地訴諸國民經濟學概念，譬如私人所有、分工、交換、資本等，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理論反映政治經濟學進行了科學批判。熟悉阿爾都塞的“認識論斷裂”以及《資本論》的讀者都知道，這一科學批判意味著什麽。
赫斯的這一局限，反映在他對市民社會的消極認識上。關於這一點，請詳見後麵的第十章“《穆勒評注》中的交往異化：馬克思的轉折點”。當時，赫斯將市民社會看作是失去了社會聯係的個人所組成的“非人的世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並將其稱為“小販世界”（kr?merwelt）[66]。從這一稱呼來看，他是隻在黑格爾“特殊性原理”的意義上來理解市民社會的，而缺少對市民社會的進步性、普遍性的認識。按照我們在上一章中所作的分析，這與《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認識十分相像，僅從這一點來看，《論猶太人問題》和《論貨幣的本質》基本上屬於同一個水平的作品。
但是，到了1844年，與赫斯的原地踏步不同，馬克思又大踏步地前進了。在結束了《論猶太人問題》的寫作以後，馬克思投身到了國民經濟學的海洋。到了1844年夏天，馬克思通過對斯密、薩伊、斯卡爾培克、李嘉圖、穆勒等人的國民經濟學研究，不管是在對國民經濟學的了解上，還是在對國民經濟學知識的運用上都已經將赫斯遠遠地拋在了身後。他在《第一手稿》中對收入三個源泉以及私人所有起源的分析，以及在《穆勒評注》中對貨幣本質的定義和對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商品世界的分析，都已經帶有了很強的經濟科學的性質；在對市民社會的認識上，此時的馬克思也不再是單單從否定的角度予以批判，而是從“形式普遍性”角度將它視為一個積極的有機的體係。這些認識不但是同時代的赫斯們所無法比擬的，即使以成熟時期的馬克思經濟學為標準，《巴黎手稿》也具備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雛形的性質，甚至可稱作早期的《資本論》。也許正是因為達到了這一高度，馬克思才在《手稿》序言中充滿自信地宣稱：“我用不著向熟悉國民經濟學的讀者保證，我的結論是通過完全經驗的、以對國民經濟學進行認真的批判研究為基礎的分析得出的。”[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