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同《德意誌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一道，被稱為馬克思的三大手稿。作為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過程中最為重要的著作，《巴黎手稿》從它公開問世之日起就一直備受關注和爭議。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60年代，有關這部手稿的討論主要是圍繞如何評價其中的異化勞動理論而展開的，這一討論還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所謂“兩個馬克思”的爭論。但是到20世紀60年代末，關於《巴黎手稿》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新方向，即以歐洲和日本學者為中心，開始對這部手稿的寫作順序等進行文獻學研究，並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如果說有關異化概念和“兩個馬克思”的爭論是《巴黎手稿》研究的第一次**的話，那麽這次的文獻學研究可以看作是《巴黎手稿》研究的第二次**。在本章中，筆者先對《巴黎手稿》的文獻學作一簡單介紹和評述，然後以此為基礎，提出自己關於《巴黎手稿》寫作順序的理解以及解讀原則，最後再回應一下對自己的寫作順序理解的批評以及有關文獻學研究的極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