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的文獻學研究肇始於20世紀60年代後期，其核心是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經濟學筆記》之間寫作關係的考證。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關於《巴黎手稿》的寫作順序，人們所采取的是《筆記》寫於《手稿》之前的“《筆記》先行說”。最早提出這一看法的是舊MEGA第Ⅰ部門第3卷（1932年）的編者阿多拉茨基，他認為包括了薩伊、斯密、李嘉圖、穆勒等人著作摘錄筆記在內的《經濟學筆記》寫於《手稿》之前，並將這些筆記看作是馬克思為撰寫《手稿》而事先做的準備工作。[13]將這一看法繼承並在實際中應用於對《巴黎手稿》解讀的首推蘇聯經濟學家盧森貝，他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一書中，基本上是按照先第一至第五《筆記》後《手稿》的順序完成了對早期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解讀[14]，另一位蘇聯哲學家奧伊則爾曼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中也遵循了這一順序。後來俄文版和狄茨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42卷也采取了這一排列順序，並在為《穆勒評注》所加的題注中寫道：“與馬克思文稿中許多類似的材料（劄記、摘要）不同，在這個文獻（《穆勒評注》）中，馬克思個人的議論占了相當大部分，這些議論按其內容來說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相銜接，而且先於這個手稿。”[15]由於MEW的權威性，這種“《經濟學筆記》先行說”對整個世界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用說，我國中央編譯局編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也采取了這一“《經濟學筆記》先行說”[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