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讚成上述“解釋三”模型。在本書中，我將在絲毫不亞於“解釋三”的意義上，建構一個不同於“解釋三”的“解釋二”模型，提出馬克思的思想轉變是發生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具體而言是在《穆勒評注》當中，以此來改變以往輕視《巴黎手稿》及其異化概念的研究傳統，提升《巴黎手稿》及其核心概念異化在馬克思思想體係中的地位。
我之所以采取“解釋二”模型，除了判斷它更符合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軌跡這一根本理由以外，還有《巴黎手稿》文獻學研究成果作支撐。20世紀60年代，歐洲和日本學者發現，所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其實並不僅僅包括人們早已熟悉的那三份手稿，還應該包括與此同時寫成的幾冊《經濟學筆記》，手稿是由這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整體。為區分傳統意義上的《手稿》，我把這一整體統稱為《巴黎手稿》。《巴黎手稿》範疇的提出，不僅意味著《手稿》外延的擴大，即其範圍不僅包括《手稿》，還包括《經濟學筆記》，更重要的是，它還帶來了《手稿》研究方法論上的革命，即我們要將《手稿》和《經濟學筆記》這兩部分結合起來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在內容上，如果說《手稿》偏重哲學的話，那麽《經濟學筆記》則偏重經濟學，兩者的結合也就意味著哲學和經濟學的結合。這一結合是對此前彼此分離的哲學研究範式——譬如弗洛姆的《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1961年）——和經濟學研究範式——譬如盧森貝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馬克思恩格斯經濟學說發展概論》（1954年）——的一個根本性改變。這一改變可能會給《手稿》研究帶來理論上的突破。譬如會改變對《手稿》異化論的評價。過去，人們對異化論的理解往往局限於“異化勞動”，並因為“異化勞動”所具有的費爾巴哈人道主義的色彩而將異化論視為馬克思不成熟的理論。在這種認識下，異化論自然成為人們批判或者否定的對象。而《巴黎手稿》的文獻學卻改變了異化論的範圍，將“交往異化”也納入到異化論之中，這就為將“交往異化”和“異化勞動”結合起來重構異化論以及提升異化論的地位提供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