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1841年）以及《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和《未來哲學原理》（1842年以後）中也建立了一套非常有名的異化理論。[9]但是，這套異化理論與黑格爾的異化概念有著明顯的不同。
首先，他使用異化概念是為了批判宗教和黑格爾哲學。基督教神學在解釋人的本質時所遵循的是神異化為人的邏輯，即人是神創造的，是神異化的產物；而他則相反，認為基督教顛倒了人與神之間的真實關係，是人創造了神，神是人將自己的本質異化出去的結果；黑格爾對絕對精神與人的關係的解釋與基督教相同，即他也把“人”（家庭、市民社會、國家）視為絕對精神異化的結果。費爾巴哈將基督教和黑格爾哲學中弄顛倒了的主詞和賓詞關係再顛倒過來，把“人”（der Mensch）設定為異化的主體，把神或者絕對精神設定為異化的賓語。通過對這一主詞和賓詞的顛倒，費爾巴哈確立起了一個新型的“人神關係”的模型。由於這一模型強調的是“人”，故包含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樣的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對於批判外部世界（包括宗教）對人的壓抑，主張人的自由和解放具有積極的意義。
其次，他的異化對人而言隻具有消極的意義。前麵說過，在黑格爾那裏，異化是人的自我異化和主體複歸的過程，異化是積極的，人無須抗拒異化，相反應該盡可能多地去異化。但是，在費爾巴哈那裏，由於異化缺少主體自我複歸的環節，其異化是單方向的。換句話說，異化隻意味著人的自我喪失，是一個對人的否定過程。不過，這種消極的異化卻可以導出激進的革命邏輯。即，既然外部世界（宗教）隻是人的異化狀態，那麽批判它們、否定它們，甚至對它們施予革命也就是合情合理的。青年黑格爾派的代表人物，譬如鮑威爾、赫斯和盧格等人正是看到了費爾巴哈異化概念中所包含的這一革命性因素，才都對費爾巴哈予以了尊重，並將他的異化概念應用到對近代社會的政治批判、經濟批判和社會批判之中。當然，馬克思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自不待言，即使在《巴黎手稿》的《第一手稿》中，馬克思也曾深受這一人道主義的影響，甚至還視費爾巴哈為社會主義者或者共產主義者。譬如，他在1844年8月11日給費爾巴哈的信中寫道：“在這兩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給社會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而共產主義者也就立刻這樣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們的現實差別基礎上的人與人的統一，從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現實的地上的人類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會這一概念，那是什麽呢！”[10]盡管這一表白不排除出於禮貌的成分，但是，費爾巴哈哲學中的確包含了值得這樣稱讚的革命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