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廣鬆涉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最為詳細。他在自己早期最重要的著作——《恩格斯論》、《唯物史觀的原像》和《青年馬克思論》[26]——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這一問題，而且在事實上，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構成了“廣鬆哲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首先，廣鬆涉認為，馬克思在[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一節的最後，才意識到自己的論述還存在著決定性的不足，這就是對勞動為什麽會異化這一點沒有作出說明。從馬克思的“通過異化的、外化的勞動，工人生產出一個同勞動疏遠的、站在勞動之外的人對這個勞動的關係”這一論述來看，異化勞動隻能是特定私人所有關係下的勞動。但馬克思卻偏偏沒有給出這一前提條件，結果完全可以引申出“人隻要勞動，不僅如此，甚至說人隻要生存，異化就是必然的”[27]結論。要避免這種荒唐的結論，就必須把私人所有預設為異化勞動的前提條件，但這樣一來就成了“從私人所有推出異化勞動”，而這與[異化勞動和私人所有]一節的思路相反。事實上，由於馬克思在《穆勒評注》中給出了這一預設，反而使《穆勒評注》中的馬克思陷入了更為糟糕的循環論證。
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承認《穆勒評注》中的這一新思路有效，但是“現在被提升為前提條件的‘私有財產’本身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大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28]。那麽，當時的馬克思為什麽無法解釋私人所有的起因呢？廣鬆涉認為，是因為當時他沿用了費爾巴哈的關於神的解釋方式。馬克思套用了費爾巴哈的“人異化為神”的邏輯，從異化勞動（“人”）來說明私人所有（“地上的神”），但是，如果要反過來從私人所有來說明異化勞動，對費爾巴哈而言，這種做法等於是將說明方式轉變為“神異化為人”；對馬克思而言，等於肯定私人所有的先驗性，認同了國民經濟學。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