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倫的悲劇”
《人倫的體係》是黑格爾為解決個人到社會的過渡問題而撰寫的第一部體係性著作。在此之前，他曾經在1802年寫過一篇堪稱是《人倫的體係》導言的《論自然法的科學探討方式，自然法在實踐哲學中的地位及其與實證法學的關係》[12]（以下簡稱《自然法》）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不僅批判了以霍布斯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自然法理論，還批判了以康德和費希特為代表的形式主義自然法理論，並首次提出了要將這兩種自然法理論結合起來，建立一個能夠實現“個人的自由和民族的共同”的“人倫的體係”構想。
“人倫”（Sittlichkeit）在現實中所對應的是“民族”（Volk）。“這一人倫的理念的直觀，這一理念在其特殊性上的現象形式就是民族。……（民族）既不是缺少聯係（Beziehungslose）的群（Menge），也不是單純的多數。”[13]這一民族定義反映了黑格爾對社會的基本看法，即霍布斯和費希特本質上都是將社會視為由“單純的多數”組合在一起的“群”，屬於對社會的原子論（Atomistik）式解釋。而真正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有機的總體”，正如亞裏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所表述的：“民族在本性上先於個別者（Einzelne）。因為，如果孤立存在的個別者根本不能自足，他就必須與一個統一的民族相關，正如部分與其整體的關係一樣。”[14]也就是說，社會必須是以整體的存在為前提的個體與整體的有機統一。
黑格爾這樣定義社會，目的是要在保持近代個人自由的同時來實現高邁的共同體。應該說，這是近代個人主義泛濫以後，近代思想家所能提出的合理構想。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並不容易。因為，這要在理論上理順“個人的自由”和“民族的共同”這兩個對立項之間的關係，或者說要找到一個統一兩者的中介原理。[15]因為統一的前提是整體，所以可以用以下的標準來檢驗這一工作的成敗，即在保持共同體穩定的基礎上，個人在共同體中的自由度越大，地位越高，說明這種統一做得越完美；反之，個人在共同體中自由度越小，地位越低，則說明這種統一做得不夠成功。當然，如果是否定了個人或者讓個人徹底淹沒在共同體當中，那隻能意味著統一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