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1804年《精神哲學草稿Ⅰ》並不是一部成熟的手稿，它是由一些片斷組成的。因此，相對於前麵的《人倫的體係》以及後麵的1805—1806年的《精神哲學草稿Ⅱ》而言，它對經濟學的討論並不係統。但這並不影響這部手稿的聲譽，因為在這部手稿中，黑格爾引用了斯密的《國富論》，而且從手稿的內容來看，明顯受到了斯密分工理論的影響[54]，這一事實在人類的思想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近代兩大思想高峰的結合。
同《人倫的體係》一樣，黑格爾也是從對勞動的分析開始的。不過，此時的黑格爾已經不是在一般的意義上討論“剩餘勞動”，而是明顯有將個別性勞動解釋成普遍性勞動的意圖。在手稿“片斷22”中，黑格爾這樣寫道：“為滿足個別者（Der Einzelne）的需要而進行的勞動，在民族中（α）成為個別者的勞動，（β）即使它滿足的是自己的需要，也會成為普遍的勞動。”[55]類似的話在兩部《精神哲學》草稿中被重複了多次，它構成了《精神哲學》草稿的一個核心論題。
為什麽個別者的勞動會成為普遍的勞動呢？換成哲學的語言，為什麽個別性會變成普遍性呢？對此，黑格爾曾給出過一個有趣的解釋，即個體的行為雖然是個別的，但是個體會在勞動中學會“普遍的存在方式，即一切勞動的規則”，譬如對“技能”（Geschicklichkeit）[56]的掌握和對“發明”（Erfindung）的應用。“技能”看似是由個別的勞動者所掌握的，但“技能”本身卻具有普遍性品格，譬如對鐵製挖掘工具的使用，它不可能總是被某個特殊的勞動者所壟斷，而是一定會在全社會中得到普及；“發明”雖然一開始也屬於某個特定的個體，但隻要它能提高勞動效率，那麽沒多久就一定會被其他的勞動者所采用，進而成為“普遍的財富”[57]。因為通過“技能”和“發明”，個體“與生俱來的不適應……將必然得到克服”[58]，從而進化為一個具有普遍生產能力的勞動者。總之，技術和發明將會使個別性勞動上升為普遍性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