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的一個重要規定性在於：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具有曆史性的規定，資本關係是特定曆史階段的社會關係，而不能將之永恒化、超曆史化，並推廣到所有社會。這是馬克思曆史性思想的重要規定。馬克思的這一思想，第一次非常清晰而自覺的表達是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和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中，這一思想也構成了他寫作《資本論》的方法論前提。正是在這一思想自覺中，馬克思才能穿透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才能超越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關聯的一些社會主義思潮，當然，也才能真正地超越黑格爾。
撇開對蒲魯東理論中具體問題的論述，在方法論的意義上，馬克思正是以曆史性作為自己的前提來批判蒲魯東的。從曆史性的視角出發，蒲魯東的錯誤在於：第一，蒲魯東不懂得，“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製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14]也就說，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定曆史階段中的社會，“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曆史性的形式”。[15]這是非常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曆史性規定就表明，絕不可將之永恒化，變成一種超曆史的社會，從而將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適用於一切社會。可以說，這體現了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主義者麵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區別。第二，當蒲魯東以當下的社會為永恒的社會時，他也就無法理解特定社會中的各種觀念、範疇與社會生活過程之間的內在關係，就會將一定社會中的觀念、理性獨立出來，當作獨立的存在，並以之作為社會的本質規定，這就使得真實的曆史變成了觀念的曆史。“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範疇看做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做曆史性的規律——隻是適於一定的曆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16]所以馬克思說，當蒲魯東無法真正地理解真實的曆史進程時，“他的曆史是在想像的雲霧中發生並高高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一句話，這是黑格爾式的廢物，這不是曆史，不是世俗的曆史——人類的曆史，而是神聖的曆史——觀念的曆史。”[17]這正是曆史性觀念缺乏的理論結果。第三，當蒲魯東從觀念出發來想象曆史時，雖然他從社會主義思想出發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但結果恰恰相反，“蒲魯東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資產階級生活對他說來是永恒的真理。他間接地說出了這一點，因為他神化了以觀念形式表現資產階級關係的範疇”。[18]在這個意義上，蒲魯東根本沒有超越古典經濟學家的視野，這也決定了他的批判並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