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分析構成了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重要節點。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關注較多的是哲學層麵，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黑格爾的思想中，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使他深入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結構中，他的哲學思考也具有了社會曆史的規定性。隻有意識到這一點，黑格爾哲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及其政治思想的內在關係才能呈現出來。在我看來，從社會曆史角度對黑格爾哲學的這種理解，是我們理解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理論入口。為了深入地分析這一問題，我們以《法哲學原理》中的“市民社會”一章為例。
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以“自由”作為倫理精神的內在規定。這種倫理精神的直接形式存在於家庭中，市民社會則是倫理精神的形式普遍性階段，國家製度則體現了普遍性與現實具體性的統一，是倫理精神的實現。市民社會是倫理精神的第二階段，它包括三個環節：第一，“通過個人的勞動以及通過其他一切人的勞動與需要的滿足，使需要得到中介，個人得到滿足——即需要的體係”[2]；第二，司法對所有權的保護，這是自由的現實性；第三，通過警察與同業公會，將上麵兩個係列的特殊利益提升為共同利益。對自由和市民社會的這一理解，既體現了黑格爾從政治經濟學出發的哲學理念提升，也體現了他在麵對資本主義社會時的政治態度。
黑格爾談論需要與勞動是以政治經濟學為前提的。黑格爾討論的是市場條件下的需要。隨著分工的發展，人的需要的滿足方式也越來越特殊化，需要本身也會隨著市場的發展而被創造出來。這種意義上的需要，當然不再是自然經濟條件下的需要，其基礎是資本邏輯意義上的勞動分工與市場交換。“替特異化了的需要準備和獲得適宜的，同樣是特異化了的手段，其中介就是勞動。”[3]這種勞動是資本時代中的勞動，而不是自然經濟意義上的勞動。在資本主義市場體係中，勞動者不是直接生產自己的需要物，而是生產出他人的需要物，而自身的需要又依賴於他人的生產，需要的獲得就變成了依賴於市場交換的過程。這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內容。斯密指出：“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於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於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4]對黑格爾來說，這種需要以及勞動，體現了人的解放，而不像一些過去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仿佛隻有在自然狀態中，人的生活才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