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曆史唯物主義看作是馬克思的哲學理念，而生產邏輯構成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那麽首先就需要說明生產邏輯的引入在哲學史上的意義，並從中說明馬克思哲學的本性。
自近代以來，哲學的探索都是以理性為基礎的，這種理性不僅構成了人的存在的依據，而且構成了社會存在的本體。如果我們將社會曆史生活劃分為物質生活世界與精神生活世界的話，很顯然，哲學關注的是與精神生活相關的問題，即使是麵對物質生活世界，也是從與精神生活相關的理性來反思物質生活，物質生活世界的存在是第二位的。在這樣一種邏輯構建中，物質生活世界是理性的附屬品，以致在很長的時間裏，許多哲學家都認為物質生活世界及其曆史是不值得研究的，因為這是一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得不出什麽讓人滿意的東西。到了維柯之後，這一局麵才得到初步的改變。在維柯看來，自然界是上帝創造的，因此隻有上帝才能認識它。人隻能認識自己創造的東西，即曆史。由此，人的曆史生活本身成為哲學探討的對象。
這就給哲學研究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透視物質生活世界？在這一問題上，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給出了新的思路。雖然在哲學前提上，古典政治經濟學以經驗論為基礎，但其關注的是當下的物質生活世界是如何建構與發展起來的，在這一分析中，自然需要與勞動構成了其理論建構的兩個立足點。
從人的自然需要出發，就涉及人的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問題，這就將對人的理解與人的發展問題與物質生產世界聯係起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上就與勞動聯係起來。這兩點正是斯密的理論基礎。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斯密開篇討論的是“分工”，以分工作為促進勞動的重要動力。“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1]正是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提高了產品的質量和數量。在說明分工時，斯密借助的正是人的自然需要。他認為分工的原因就在於人們不可能生產出滿足自己需要的全部產品，因此人們有互通有無的自然傾向。這是人與動物的重要區別。在斯密的論述中，自然需要與勞動分工是相互關聯的，自然需要構成了促進分工的原因，而勞動分工則是滿足需要的手段，他的整個經濟學論述由此展開，並力圖通過分析當下的經濟生活過程揭示物質生活世界的規律。[2]這一思路構成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線，並直接影響到黑格爾的哲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