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在直接層麵表現為一個外在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如果商品仍然是物，那麽對商品的考察能否按照對物的考察的方式展開呢？在上麵的討論中，我們從哲學總體思路的轉變這個層麵進行了一個較為宏觀的討論，現在我們希望對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微觀分析。如果把商品隻是看成滿足人的需要的物，那麽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產生了，即從人的欲望與需要的視角來建構經濟學，也隻有在這種設定中，才能產生“經濟人”的設定，或者產生從倫理道德出發對經濟生活進行規範的設定。
斯密的《國富論》雖然是從勞動分工入手的，但分工的人類學基礎或者說哲學基礎是人的需要的滿足。分工能夠促進生產的發展，但分工本身並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雖然人類的智慧能夠預見分工產生的普遍富裕並想利用它實現普遍富裕。“它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漸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相互交易。”[13]因為在這種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的過程中，人們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要，實現利益的最大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斯密的論述中，並沒有做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物交換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交換之間的區分，他從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物物交換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交換，並以此作為論述資本主義社會分工的基礎。因此，這種物物交換立刻與現代社會以契約為基礎的交換形式聯係在一起。比如在談到乞丐要想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東西時，斯密說：“他的大部分臨時需要和其他人一樣，也是通過契約、交換和買賣而得到供給的。”[14]按照本章的討論思路，一旦曆史的內容被清除時，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就變成物直接滿足需要的關係，這時人的欲望也就隨之成為自然的預設。也正是在這個維度上，斯密的經濟學與其倫理學構成了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雖然在理論起點上，斯密在經濟學中是從自私出發的，而《道德情操論》則從同情心入手，但如果我們看到《道德情操論》整篇都是在討論“合宜性”，即**的合宜性問題，那麽這種合宜性與“經濟人”的設定實際上是匹配的。從經濟的視角來說，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又不致使一切都崩潰，這恰恰是合乎時宜的行為。這些從人與物的自然關係出發而來的討論，與人相對應的對象是物，而不是商品，或者說關注的隻是商品的有用性，而不是其他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