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在討論從使用價值到價值的過渡時說：“人的自然願望，是要清楚地認識和了解內部和外部的財物對他的需要的關係。這是通過估價（價值的估價）來進行的，通過這種估價，財物或外界物被賦予價值，而價值是計量的。”[29]在瓦格納的這一表述中，有個前提性的設定，人的需要，他正是從人的需要出發來論證使用價值通過估價推導出價值的。
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人的需要是其理論的前提。詹姆斯·穆勒在界定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時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重大目的，即社會的消費和滿足消費的供給。”[30]消費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需要是生產的原因，是生產的主人和指導者”[31]。斯密以分工作為理論的起點時，指向的正是為了最大可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並認為交換就源自於人的原始需要。“在一個政治修明的社會裏，造成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那種普遍富裕情況的，是各行各業的產量由於分工而大增。……別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給；他自身所需的，別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給。於是，社會各階級普遍富裕。”[32]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物質生產的最大化，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實際上深受上述設定的影響，並將之上升到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的高度。針對青年黑格爾派從觀念出發的曆史觀，馬克思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曆史活動，是一切曆史的基本條件。”[33]馬克思的這一界定，強調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是推動物質生產的動力，這種設定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非常相似。但如果僅停留於這個層麵，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就無法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