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開始關注機器的哲學意蘊，主要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以摘錄的方式表達他對機器的定位，即機器對人的類本質的背離和壓抑，以及機器成為資本家獲得利潤的重要工具。在第一手稿關於工資、利潤和地租的討論中，馬克思在工資和利潤欄下都摘錄了古典經濟學家關於機器的討論。
在“工資”欄，馬克思主要摘錄了舒爾茨的《生產運動》一書關於機器的部分討論。舒爾茨指出了機器的社會運用所導致的二律背反：（1）人類社會的發展、一個民族在精神方麵的發展，需要有能夠進行精神創造的自由時間，機器的發展和應用會贏得這種時間，但在現實中，機器的運用卻導致工人勞動時間的增加、自由時間的減少。（2）機器的應用，本該表現為工人使用機器，但在現實中，由於分工的發展以及機器的應用所形成的單調勞動，使人本身變成了機器的附件，甚至變成了機器，這體現出“人們借助於機器來勞動和人們作為機器來勞動”的根本對立。（3）本該為人類未來生活提供幫助的機器，在現實中卻成為壓迫和奴役工人，並使工人內部產生分裂的工具，導致工人處境日益惡化。[1]當機器日益取代工人的勞動時，既加劇了對工人的剝削，也加劇了工人之間的競爭。
在“利潤”欄，馬克思在討論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時指出，這種競爭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改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之間的比例，他摘錄了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即認為固定資本維持費的節約意味著純利潤的增長，而機器就屬於固定資本。[2]另外，斯密也指出，隨著工業的發展，大資本在積累時，更易帶來固定資本的積累和簡化，采用新的勞動工具的組織方法，形成競爭優勢。斯密沒有區分固定資本、流動資本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馬克思此時也沒有這種區分，因此，這個摘錄是為了說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與利潤的關係，主要重複了斯密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