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我的理解，自1845年哲學變革之後，馬克思形成了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生產邏輯具有雙重維度：一是實現了對社會結構的地形學分析，並以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解釋社會曆史變遷。在這一維度，人類曆史的發展過程實際上表現為一個經濟決定論的過程，個體隻是這個過程的載體。二是強調勞動的社會本體意義，以此作為主體性的本體論根據，這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誌意識形態》與《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體現得最為充分。在傳統教科書的思路中，主體性的維度被經濟決定論所遮蔽，實踐唯物主義則將之張揚出來，從而改變了哲學麵對社會曆史的方式：曆史不再是理性主體的外化物，而是主體寓於其中的境域，在生產勞動基礎上，人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著自身，並推動著曆史的發展。
在已往研究中，人們通常認為，將這種生產邏輯推廣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分析，就可以得出《資本論》的結論。我曾經論證，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關注的是物質生產的要素及其組合方式，將它運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最易得出李嘉圖社會主義者的結論，即社會生產要想持續下去，就不能不要資本，因為資本是社會生產中不可缺少的物質要素。實質上，這一結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要否定的。如果從主體維度來看，這種帶有曆史哲學特性的普遍化模式，正如施密特所評論的：“更多的是一種激進的人道主義衝動，這種衝動為馬克思樂意接受。並且是從實質性的研究中產生的，而不是從一種抽象理念的發展圖式中產生的。”[20]
實際上，隨著研究的深入，馬克思逐漸意識到上述問題。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堅持生產邏輯這個一般曆史圖式的同時，強調資本主義生產的“曆史性”，並以此作為反思人類學意義上的生產邏輯的重要維度，這意味著馬克思已經認識到不能簡單地以生產邏輯作為討論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基礎。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邏輯並不能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特性，反之，生產邏輯是由資本邏輯逆向推導出來的，他關於“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的論述就是對此觀念的明確表述。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了資本邏輯，認為資本邏輯對生產邏輯具有統攝性，並以此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邏輯。當資本邏輯統攝生產邏輯時，這意味著主體、客體都被納入資本邏輯中，成為資本增殖的要素，主體—客體的曆史解釋模式不再是《資本論》哲學的主導模式，盧卡奇的《曆史與階級意識》以及《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主體—客體的曆史辯證法，已不能真正地展現《資本論》意義上的馬克思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