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理論的關注最先表現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相比於市民社會理論而言，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更為關心的是黑格爾的國家理論及其錯誤。馬克思的批判主要體現為以下三點：第一，馬克思繼承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顛倒原則，認為黑格爾將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倒置了。不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而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家庭和市民社會都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活動著的；而在思辨的思維中這一切卻是顛倒的。”[15]這也是傳統研究中常常強調的內容。
第二，批判黑格爾在市民社會與國家問題的二元論。馬克思認為，黑格爾法哲學是其邏輯學的補充，體現了思辨唯心主義的抽象神秘性。在《法哲學原理》第262節中，黑格爾提出：“現實的觀念，精神，把自身分為自己概念的兩個理想性的領域：家庭和市民社會，即分為自己的有限性，以便從這兩個領域的理想性中形成自為的無限的現實的精神，——現實的觀念從而把自己的這種現實性的材料，把作為群體的各個人，分配於這兩個領域……”在第270節中，黑格爾進一步指出，國家的目的是普遍利益，其現實的存在方式是從這一普遍性中獲得自己的必然性的。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並沒有真正地解決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存在的對立。比如黑格爾既想以同業公會等組織防止官僚機構的集權化，但又認為同業公會是反國家的，需要加以引導，因此“對同業公會的管理包含著下述的對立：特殊領域的私有財產和利益反對國家的最高利益——私有財產和國家之間的對立”。[16]黑格爾隻是實現了對這種對立的調和，而沒有真正解決這種對立。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與黑格爾哲學的神秘主義相關。在《法哲學原理》中，“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學，而是邏輯學。哲學的工作不是使思維體現在政治規定中，而是使現存的政治規定消散於抽象的思想。哲學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17]這種思辨的唯心主義無法解決這一難題。